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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简报(第3期)

信息发布时间:2016-08-02 02:43:00    
 

        

                 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10月21日上午会议第一阶段研讨内容

                       ●10月21日上午会议第二阶段研讨内容

                       ●会议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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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月21日上午会议第一阶段研讨内容●

  主持人:胡光志(重庆大学教授)

      朱羿锟(暨南大学教授)

  发言人:应飞虎(深圳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权利倾斜性配置研究

  我主要是从几个方面来谈问题。首先是现在研究关注更多的是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但对分配的程序关注很少,就程序上来说,我举下北京福利房的问题,该问题更多的说明我们应找到一种利益分配程序。其次,我谈下最近做的研究的感受,我觉得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国情,扩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同时要注意自己的研究方法。我举下自己最近研究的有关消费者保护研究的问题,对于存在的经营者的违法情形处罚是否公开的问题,我认为对于一些轻微的违法情形不应公开,那样可能会导致消费者的不良反应,发生在今年的问题奶粉事件也正反映了我关注的这个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课题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国情,也应该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最后,我要谈下我提交的会议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权利倾斜性配置研究,其中涉及到弱势群体保护问题,我就举个有关破产法的问题。中国现行的破产法规定企业职工的工资优先支付,这可能在破产过程中导致破产企业和职工联合起来欺诈清偿顺序在后的银行的利益,这也导致银行在提供贷款的时候就会对那些小企业不提供贷款,这也最终损害了企业的利益,这个例子说明,在我们进行弱势群体保护的时候也要考虑更多的问题。

  发言人:David Vandevelde (重庆工商大学外籍教授)

  发言题目:建构下的中国福利体系(The Chinese System-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翻译:李立宏老师

  大家好,我叫大卫,我是法国人。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交流。我不是关于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方面的专家,但是我看了不少相关方面的书籍,我想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待中国公平分配方面的问题:

一、 中国目前法律实施方面的问题:

我阅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方面的自由中国立法方面问题不大,已经起草、通过了许多法律。我在阅读中国宪法时发现其主要规定与法国、美国等国家宪法差不多。我认为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必须有法律上的规定,但现在有关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法律的规定大多是原则性的,所以实践性不强。不过中国在法律教育、法律普及方面发展非常快。

  在法国乃至欧洲大学、法院的投资来源非常稳固,这就有利于保持法官的独立性。所以,中国应相信自己的法官,保障法官的独立地位。

  如果法官对大众的情况不了解,光有好的立法也无法实施,“徒法不足以行”。据我了解,中国有3000多个法律援助中心,这很好。欧洲也建立了很多免费援助机构。援助机构也会影响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对于一个普通公民而言,了解法律很重要。很高兴看到“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中有许多有关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规定。

  二、 市民社会财富公平分配

  从欧洲经验来看,成立公共援助机构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成本过高。在法国,政府对于公共援助机构的投入有时高达70%,另外,有许多民间机构对于老年人等特殊人群进行援助、保护。

  当我还是个大学生时,就为人们提供过类似的法律援助服务,而且这种援助服务不是暂时的,而是固定的、长期的,这些援助组织都是非营利性组织。中国从1986年开始,这种公共援助机构在减少。我有种印象即中国政府担心民间组织的壮大。中国立法者应该制定相应法律保障民间社团在社会财富分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从立法上规定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鼓励其投资。

  发言人:江 帆(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发言题目: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住房问题与政府责任

  住房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引起了社会学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那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如何作为呢?我主要从生存权利益以及准公共产品利益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住房是人们生存权的基本内容,如果按照经济学家关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分类,住房显然不能简单归入公共产品或私人产品的领域。对于住房这种具有一定公共性和保障性的准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履行部分公共职能以弥补市场失灵而形成的供求矛盾,当市场不能满足社会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时,政府有义务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住房保障,而不能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由调节。英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在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上,政府却积极干预。

  此外,我谈下目前在商品房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经济适用房不经济。经济适用房制度原本作为我国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措施,即由政府提供土地优惠,税费减免,以及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试图解决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然而,事与愿违,经济适用房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一种特权性的利益资源,某些开发商享受了政府优惠,但并没有完全将优惠的利益体现在房价中,所有才出现了经济适用房并不“经济”。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在于政府监督不到位;此外,经济适用房价格为什么并不“经济”的一个潜在原因仍然是腐败问题,换言之,政府提供的“优惠”利益,并不是开发商独享,而是“分配”给了那些掌握特权的政府官员。

  2、经济适用房成本高。真正物廉价美的经济适用房由于处于偏远郊区而不能享受基础设施的便利导致无人购买。

  3、限价商品房的问题。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思路和操作模式遭受质疑后,一些地方政府又推出了限价商品房政策。限价商品房体现了政府对房价的直接干预,但是,这种对房价的直接限制使开发商完全失去市场风险利润,如果政府定价太低,监督程序太严,开发商认为无利可图,将拒绝投标开发。

  4、住房补贴和廉租房的问题。

  5、司法解释转嫁政府保障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10月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6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须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和2005年12月《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的规定》的6条:“被执行人属于低保对象且无法自行解决居住问题的,人民法院不应强制迁出。” 实际上是将政府应该担当的住房保障责任转嫁给了其他市场经济主体,虽然可能在个案中保护了极少数人的住房保障问题,但其负面影响很大。

  对于住房问题的解决政府如何作为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我们政府应要加强意识,完善法律,尽早通过《住宅保障法》,并进一步完善操作具体规则。

  发言人:曹兴权(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发言题目:“非公36条“:产业开放的法政策宣言

  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一是写这个文章的原因,二是文章的内容,三是对未来的展望。

  首先,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国民分配的问题应该形成几个方面的共识:1、在我们目前的讨论中,和谐社会的构建涉及多个方面。国民分配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2、注重体制性成果,每个人都要利用体制促进发展,取得财富。3、各种分配应该建立在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在发展中求发展。

国民分配差距有很多原因,在第一次分配中存在很多问题。如何分配要跟三方面问题有关:一是市场一般开放性,二是行业倾斜性保护,三是地区之间的产业发展。我主要从第一个问题来讲,我的文章主要更多的涉及法律政策问题,更多的是考虑用什么政策去说服管理者的问题。法政策问题主要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政策应该体现法律对管理者的约束。二是法政策应体现平等精神,提升私营经营者的地位。

  我的文章结尾最后是从参与权的构建来谈。

  发言人:薛克鹏(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发言题目:中国政府应采用什么原则指导社会财富分配

  为了更好的理解“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这个议题,有必要对政府财富这个概念进行界定。政府性财富包括资源型财富和增量型财富两大类。其中增量型财富是我们主要关注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更多的是针对增量型财富而言。

  我认为:应当采取不平等分配方式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在公平原则指导下,存在平等、不平等两种分配方式、路径。我国目前的社会关系是由一系列不平等的关系构成的体系,包括东西部间不平等的地区关系、产业间的不平等关系(如农业和工业间的不平等关系)、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关系(如贫、富不平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一定要在公平的原则指导下采取不平等的手段、方式进行分配,否则难以解决;实践中也是通过这种不平等的手段分配财富。可以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决定了分配手段的不平等。

  历史上,我国历届政府一直是实施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当前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式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于是,在下面的历史时期里,我们要采取不平等的分配方式弥补、纠正这种既成不平等现象。例如,我们现在要对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进行倾斜性投入。

  因此,不平等的分配方式调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目前的条件下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目前我国政府分配方式仍然是一种人治分配方式,这就造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这一特殊现象。于是,建立一种弱势群体倾斜保护机制尤为重要,而要建立这一体制,就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予以法律保护。如赋予工会、农会、消费者协会相应的法律权利,确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自由讨论阶段

  发言人:郑少华(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我想针对刚才曹教授的题目,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刚刚,曹教授提到,“法不禁止即自由”和平等两个原则在产业分配中的指导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确立了一个目标:国企退出竞争领域,国企必须在基础产业、垄断行业保持其优势。而从现有制度框架下很难实现不同行业间的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毕竟,特定的垄断行业、基础产业存在准入限制,国企享有定价权、话语权。

  刚才几位教授、学者大都从责任与财富的再分配的角度对于“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这一议题进行了论述。下面,我将从初次分配领域这个视角阐明我的观点。

  其次,产业间分配是由定价权决定的。在上游产业掌握定价权的情况下,上下游产业间如何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发言人:曹兴权(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确实,我国已经确立了国企退出自由竞争领域的目标。产业间的财富分配涉及到特殊行业的限制,而谈到特殊行业的限制就不能不说公平这个原则。行业特殊限制的公平性究竟来源于何处,同时超额垄断利润如何公平的分配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日后的工作学习中要加以研究的重中之重。 至于上下游行业间的社会财富公平分配问题,我认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让市场发挥其作用,此外,政府也应该运用相应的财政手段加以辅助。

         ● 10月21日上午会议第二阶段发言●

  发言人:赵万一(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社会保障视角下的弱势群体保护

  我想把我们承担的子课题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承担的子课题是“社会保障视角下的弱势群体保护”。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呢?在发达国家,应当说这是个基本解决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国家采取了很多法律手段,而我们除了界定什么是弱势群体利益以外,更多是考虑弱势群体应当享有哪些权利?应当采取哪些保障措施?我们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弱势群体它的保障目标是要逐步实现保障体制的一元化、城市和农村的趋同化。现在我们的弱势群体保障,更多谈的是城市弱势群体保障,而农村弱势群体的保障我们关注的还比较少。在制度层面上,我们是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两个不同的类型对待,分别立法。

  那么,弱势群体应当受到什么保障?我们考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存权保障;二是发展权保障。生存权保障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基本生存保障、基本尊严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在城市如低保,在农村如宅基地。我们不仅要关注生存权保障,而且也要关注发展权保障。发展权保障,包括教育权保障、自由权保障、政治权利保障等。这里我想简要谈一下自由权保障。自由权受侵犯的现象十分严重,比如迁徙自由,这一问题不仅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在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也存在。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弱势群体,或者使弱势群体在一段时间后成为非弱势群体。这次中共中央把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公平社会作为一个发展目标,我在想,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如何从法律上提供相应的法律对策,作为法学工作者一方面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大有可为。

  发言人:刘俊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副校长)

  发言题目:劳动者利益保护与改革公平分享法律机制研究

  我们所承担的子课题是《劳动者利益保护与改革公平分享法律机制研究》,在这个课题里面,我们就三个方面的问题与大家讨论。

  第一个是有关劳动者就业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就业。在这个问题中我们想就两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见解。首先,是关于就业机会的公平分享的问题,我们研究的范围限于劳动者。目前,关于就业的现象,有许多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据说,已经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民众差不多都已经接受了一个显然不公平的,农民工和城里的工人大家做同样的工作,但是工资却相差三倍之多。以我们学校为例,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正式职工和临时工干同样的活,但二者所获取的报酬相差很大。这些问题全国普遍的存在,但目前还没有改变。就业本身是国家所肩负的对于每一个人承担的根本性保障责任,为城里的人创办工厂,制造就业机会。而在农村只是分给农民土地,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来承担国家应该负担的责任,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当前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现在许多农民进城务工,但是城里人对于这些初入城市的人表现出相当的不友好。前不久的数据表明,中国农民工占城市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了50%,绝对人数超过了一个亿。目前意不可能像20年前让农民工返回农村,同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就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原因,我想当前应该对于进城的农民工就业作出相应的配套措施,这是一个基础的问题。其次,是关于就业权的问题。86年起,中国已废除了顶替等招工制度,当前,我们还应该强调面向社会择优录用的用人制度,从而不至于将优秀的人才排除在制度之外。特别是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下,用人单位有权利自主招聘时候,国家还要不要进行宏观调控,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二个是有关于劳动报酬的问题。无论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还是就我们所讨论的主题而言,我想,农民的贫困解决了,我们离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也就为时不远了。农村长期贫困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和农民的评价体系不同,是二元的评价体系,而同样的劳动得到的报酬却相差很大。关于农村土地承包问题,主要涉及到土地用途,这关系到国家政治安全的成本应有谁来承担,该成本也存在一个全社会如何分摊的问题。

  第三是当前应该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个问题早就想解决,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越解决问题反而越严重。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分析和所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人收入的可控性,所有人的收入国家要做到心中有数,增强收入的透明度,同时也得有一些相关的数据出台。其次,不得不考量不同指导思想下的工资模式的转换。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长期坚持的是低工资水平标准。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上世纪80年代退休的老工人的收入大概每个月只有五六百元,这还包括国家近些年来每次加工资所提高的部分,在云南的一个企业中,这个问题表现的很突出。最后一个是有关于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有关于这个问题前些天的媒体报道了一些垄断性行业中收入差距过高的现象。此外,我国最高与最低工资收入合理差距的确定也是一个问题。

  发言人:孟庆瑜(河北大学副教授)

  发言题目:主体、客体、理念与机制

  在这里,我把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与大家分享,文章题目是《主体、客体、理念与机制—改革发展成果分享中的基本法律问题之辨析》。我有幸参加了“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这一重大课题,也参与了课题的一些会议。我感觉这个重大课题里面还是有些基础性的问题需要理清一下,我的考虑是,谁来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分享什么?怎么分享?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把它分为主体、客体、理念和机制。

  关于主体问题,就是谁有资格来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答案是肯定和唯一的,即全体社会成员。这里的全体社会成员,从终极意义上讲,就是指以各种社会角色或形态存在的自然人。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这里的全体社会成员包括了全体国民、企业和国家等所有类型化的社会主体。国家是以一个公权者的身份,强制性地、无偿地分享着社会经济进步和发展的成果,主导着社会财富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宏观层面的分配结构和格局。但在不同级别和不同地区的政府间,其在社会财富占有和控制上,使有很大差距的,尤其是地方政府和边远地区政府。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在不同企业之间同样存在差距,尤其是中小企业。这里还须强调的是,在由全体国民、企业和国家构成的改革发展成果分享主体中,相比较之下,我们应当更加关注个人的分享主体资格和地位,因为相对于企业和国家而言,个人显然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广大农村居民、城镇失业居民、劳动者、消费者、残疾人和其他特殊困难群体的分享主体资格和地位,更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而不是把他们排除在分享主体范围之外或置他们在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中的劣势和困境于不顾。这是我们的现实国情使然,也是为了满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紧迫需要。

  关于客体问题,就是分享什么。所谓分享客体,就是指可以被所有社会成员分享的对象,在这里,显然是指改革发展成果。但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是改革发展成果?对于这个问题,李老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讲,改革发展成果就是指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公民和社会群体能够感受得到的一切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利益的总和,它的范围囊括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一切社会文明进步成果。每一个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成果,都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密切相关,都应当纳入所有社会主体合理分享的范围。但是,基于法律调整机制的特殊性要求,能够通过法律制度创新和通过法律调整人们行为及其社会关系,来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或影响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将主要是制度性改革发展成果和经济性改革发展成果。而精神性改革发展成果,除了专属于特殊社会群体的文化成果之外,大都可以通过特定途径实现向制度性改革发展成果或经济性改革发展成果的转化。那么,什么是制度性改革发展成果?制度性改革发展成果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实现的社会制度的进化或转型,而所谓经济性改革发展成果,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或经济总量的增加以及由此而实现的全体国民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在谈了主体和客体之后,我想来谈谈怎么样来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这里涉及我们应当持什么样的观念和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分享。就分享理念而言,大家谈的最多的是公平与效率。那么如何界定公平?如何评价公平?始终是一个长期讨论而没有结果的问题。那么,具体到改革发展成果的分享问题,我认为公平应有侧重,在初次分配中应侧重效率,再次分配中应侧重公平。就分享机制而言,我认为针对不同的改革发展成果应有不同的分享机制。在制度性成果的分享方面,主要是宪法机制。在经济性成果的分享方面,包括三种机制,但第三种机制在我国并不明显,因此,在我国主要是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两种机制从来就不是截然区分,而是相互交叉,只不过是在不同领域有所侧重。

  发言人:罗泽胜 (西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发言题目:经济法视野下的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价值

  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经济法视野下的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价值》,这篇文章也是我今年提交给经济法年会的文章,但是由于字数的限制,当时只是提交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概要,此次研讨会中,我将该篇论文完整的提交。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经济法追求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的法理基础。(一)经济法调整社会分配关系。1、经济法实质上是分配法。2、社会分配关系需要国家干预和调节。(二)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经济法追求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价值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法属性决定了的。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指它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

  其次,我要谈的问题是经济法追求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的现实要求。(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发展生产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20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果,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远未实现,相反,我们还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使全体人民未能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二)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要求。1、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明确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执政理念的要求。3、“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该理念要求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的最高标准。科学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正是该理念的具体化。(三)削减收入分配不公危害的要求。目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如果放任不管或措施不力,将产生严重的危害。收入分配不公危害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实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的物质保障。

第三个问题是实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的经济法制保障。经济法与其门法相比,在实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的制度保障方面的任务和使命更加繁重。经济法要实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价值,主要应当建立和完善以下制度。(一)建立和完善收入分配的基础经济法律制度。包括财政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律制度及其劳动者平等保护法律制度等。(二)建立和完善收入分配的调控监管法律制度。1、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2、税收法律制度。3、收入分配监管法律制度。(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通过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方式,将高收人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自由发言

  发言人:马洪雨(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博士生)

  发言题目: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东与社会公众股东利益均衡的法律分析

  我这次提交的论文是《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东与社会公众股东利益均衡的法律分析》,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是我参加了李老师这个课题其中的一个子课题,就是关于融资体制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法律机制,因此,我就想从改革成果公平分享这个角度,分析不同投资主体间的利益失衡问题,于是,我就结合股权分置改革这个背景,来讨论一下国有股东与社会公众股东利益失衡的现象。我这篇文章主要分三个部分,首先是对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东和社会公众股东利益失衡的原因进行分析,然后是对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东和社会公众股东利益失衡的具体表现形式作进一步分析,最后是提出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和政策建议。我认为,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东和社会公众股东利益失衡有三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有股东对因国家所有属性及由此形成的强势地位的滥用;第二个原因是国有股东源自其理性经济人的本质的“自利”行为;第三个原因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因为时间关系,对国有股东和社会公众股东利益失衡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相关政策建议就不多说了。

  发言人:张书清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博士生)

关于课题我有一些疑惑和想法,向大家汇报一下。针对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分配,我认为,从法律的角度看,不仅要关注政府责任问题,还应当关注权利如何分配,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实现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主要是靠民主制度,是通过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来实现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民主并不是万能的,民主也存在多数暴政的可能性。我们讲政府责任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划定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本身属于公民的权利要还给公民。公平社会是民主国家的基础。具体到本次会议的主题,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主要涉及公民的经济权利,主要包括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自由竞争的权利等。只有实现权利的平等保护,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才可能实现。

会议闭幕式

          主持:岳彩申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各位代表,本次会议经过一天半的热烈讨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各项议程。在即将闭幕之际,受承办方的委托,我简要地把此次会议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通报。本次会议我们筹备时定位成30到50人的国际性的高层次研讨会,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收到论文四十余篇,来自世界银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国内十一所高等院校,政府机构,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高校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知名媒体的共计六十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来自世界银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五位学者作了专题发言,来自国内高校,政府机构和企业的十八名代表做了专题主题发言,十一位代表主持了专题发言并做了精彩点评。代表的内容和发言探讨了会议的各项议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通过网络,报刊出版等适当的渠道发表各位代表的宝贵成果。对于此次会议的基本特点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认为本次会议议题确定的比较好,从反馈的信息来看,尤其是受到国外专家的一致认可,认为这次会议对中国目前社会和法制发展来说议题确定的非常好;会议的发言非常精彩,交锋比较激烈;研讨的理论水平高 ;研讨的纪律比较好。因此,研讨会的承办方和会务组衷心的感谢各位的到来和辛勤的劳动。对于会议的接待和会议中出现的不尽人意的情况请各位代表原谅。最后,祝各位代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至此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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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重庆市委办公厅、邢元敏副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庆市科委、重庆市教委

送:学校党政领导、校党办、校科研处、校宣传部

发:课题组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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