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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简报(第2期)

信息发布时间:2016-08-02 0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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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组 编印 第14期  20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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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内容

【项目专题】

           

  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10月20日下午第一阶段研讨内容

  ●10月20日下午第二阶段研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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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0日下午第一阶段研讨内容●

  主持人: 王全兴(湖南大学教授)

               黄 河(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发言人: 李开国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论我国土地建设用地的先征后用原则

土地用地建设问题在土地经济领域和民法领域有很大争论。先征后用的原则规定于我国1994年制定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8条:“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我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实行先征后用原则,是正确的。在我国,只要城乡分割的土地所有权双轨制存在一天,城乡分割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就应存在一天,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就应实行先征后用的原则;只有在变革现行的土地所有权双轨制的基础上,即全国土地不分城乡一律归国家所有的基础上,或者全国土地不分城乡既可以归国家所有又可以归城乡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所有的基础上,才能抛弃先征后用原则,建立不分城乡土地也不管土地所有者是谁使用者又是谁的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本人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权是一种与农民这个社会阶层相联系的土地法律制度,这一制度与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制度并列,导致了农民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土地权利能力的不平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针对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及出租问题不给农民阶层与国家平等的法律地位,才能缓和其他阶层与农民阶层基于土地权利能力不平等、远郊农民与近郊农民基于土地地理位置的差异而导致的城市建设用地级差地租利益占有格局的不平等。

2、就城市建设用地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分析,城市建设用地的级差地租既不是基于土地的自然因素形成的,也不是郊区农民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创造的,而是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建设所造成的优越地理环境,以及国家工商业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等社会因素引起的,由郊区农民一个阶层来占有城市建设用地的级差地租也是不公平的。

  3、宪法关于“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的规定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允许采用不经国家征收而让郊区农民集体以使用权出让、出租及投资入股的方式直接将土地投入城市建设用地市场,而国家仅以税收形式参与城市建设用地级差地租利益分配的间接模式。

  同时,我个人认为,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和地区,这套做法的确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它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为我国宪法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不容,是行不通的。

  4、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所有权的牵制。实行先征后用原则,由国家强制征收农民集体的土地用于城市建设和工业基地建设,正是使我国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不受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牵制的经济法律措施。

最后,在本文即将结束时,我要慎重声明的是,我对城市规划区内建设用地实行的先征后用原则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认同《土地管理法》第59条至第63条对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我认为,我国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没有协调好由国家控制建设用地供应主渠道与适度开放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的关系,《土地管理法》第59条至第63条的规定对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定方式及使用权流转限制过严、过死,应当从适度开放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出发放宽限制。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实行先征后用原则,与在城市规划区外的广大农村适度开放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是不矛盾的。对国家掌握、控制城市建设用地供应渠道并不相干的城市规划区外的广大农村地区,还对农民集体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进行没有必要的限制,也是不公正的和无效益的。

  发言人:周林军(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巡视员)

  发言题目:社会公平分享与政府干预责任

  一、资源配置性干预或制度变迁性干预?

  社会财富分享的实质是一个经济资源配置问题。配置结果出现不均衡时进行政府干预毋庸质疑。但究竟是定位于“资源配置性干预”,还是着眼于“制度变迁性干预”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资源配置性干预属于运用最频繁的公权调整手段,其有若干特点,首先是公权调整时序上的“后端性”;其次是公权调整政策的“被动性”;第三是公权调整手段的“经济性”;第四是公权调整性质的“救济性”。

  事实是,资源或财富配置不均不能脱离权利缺陷和权利冲突的背景。例如城乡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长期制度性“侵权”的必然结果,在改革开放前的20余年里,工农业产品之间曾经存在一种价格的“剪刀差”,这实质上是以牺牲农业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工业增长速度;无独有偶,到了今天,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耕地,依然经常作为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被低价转让,或者以地方政府“自有资本”的形式打入公共项目预算,或成为向银行贷款的资产担保,甚至作为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列入城市“土地储备”。

  二、社会财富分配与社会成本分布

从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角度,我个人把社会财富配置失衡理解为“社会成本分布失衡”,而且以为是社会财富失衡的真正根源。曾有个时髦的说法 —— “洼地效应”,形容财富或资源的配置如同水流的物理特征一样,会依照自然重力原理向体制优良的洼地汇集。

  同理,社会成本的流动也会受某种社会重力的支配,但它不是趋向环境优良的洼地而是散置于条件劣势的边缘。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经常由于自身权利缺陷、能力不足、体制弊病、自然条件等原因形成“劣势连锁效应”,经常成为社会成本的“自然”转嫁对象而非财富效益的“当然”惠及阶层。

  因此,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义务不应仅限于物质或财务的“施舍”或援助,还有必要强化其权利的堤坝,杜绝社会成本的恶意转嫁,防止对其残缺权利的肆意侵犯,以及化解对不正当的利益的挤压。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和谐社会和财富公平分享的动因,不是人们对富裕阶层的财富产生了垂涎效应,更不是借助公权强制来劫富济贫。社会财富失衡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些人智力超凡,或某些人过于无能。正如同城乡差别过程中农村经济承担了过多的成本一样,地域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权利关系和制度性差异不仅导致社会成本趋向弱势边缘的离心扩散,也会造成经济财富趋向强势洼地的向心集聚,进而会对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政治体制和经济秩序产生威胁。如果这样理解,我们理直气壮的责任感就会替代简单狭隘的同情心。政府干预就成为政策和法律的必然归宿而非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

  三、资源优势与权利优势

  长久以来,我国对重要自然资源一直实行法定的国家垄断形式:一方面,西部地区重要的自然资源通过非市场途径,即以行政配置、垄断开发和国家定价的方式被大量输出到东部沿海,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的制成品和商品又通过市场途径,即以自由贸易、竞争方式和市场定价的方式打入西部,使得东西部在商品类型、经济模式、贸易方式、价格政策、市场机制、分配制度、财富程度诸方面差距愈加明显。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覆盖了我国绝大部分经济产业,但我国的资源配给方式尚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色彩,其价格政策和管理体制依然以公权方式为主,“大锅饭”的现象没有根本改变。

  科斯有一句名言,“真正的财产权是权利主体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就自然资源而论,至少其收益权应当由属地省区与中央政府按照合理的比例共享;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调配应该在尽量满足属地省区的合理需求下予以调配;其输出和输入应当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即输出方享有合理收费权利及输入方履行合理付费义务;政府也应在“资源有限”、“资源有偿”、“权利有别”、“调配有方”四原则下合理行使国家权利并兼顾各方利益需求。

  发言人:郑少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政府责任的偏好的整合与平衡

  我今天想从一个角度谈对本次大会主题的想法,即从政府责任偏好的角度来讲。

  首先讲下偏好问题。偏好有很多种,从个人偏好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偏好中包括团体偏好。不同的偏好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政府偏好具有整体性。从社会契约角度讲,政府是不存在偏好的,但实际上政府机关存在自身偏好,因此,政府要对这些偏好进行整合,这就要求对政府责任进行限制。我认为从以下方面对政府责任进行限制:

  1、选举制对政府责任要求。选举中的一人一票制度是对富人偏好的限制,对不是富人的偏好进行发扬,在这种选举制度中,政府责任就要求保证贯彻落实选举制度中的一人一票制度。因为没有一人一票制度,很多制度将不能进行,虽然其不能正当反映每个人的偏好,但是能反映大多数。

  2、现代预算制度对政府责任要求。现代预算制度中,议会实际上是作为拨款机关,议会和议员通过议员一人一票制度来进行对政府的控制。在我国的预算制度是不完善的,因为在我国,人大不是拨款机关,而是一个立法机构,对政府责任的限制十分有限,对选民的反映也不充分的。

  3、公共参与对政府责任要求。公众通过参与,使政府的偏好更多地反映自己的偏好。从反腐败角度等方面,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公共参与制度,促进政府更好地反映民意。

  4、信息公开制度对政府责任的形成。一般民众只有通过信息公开制度才能了解自己的偏好与政府偏好间的差异,因此,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政府责任中要区分中央政府责任与地方政府责任。中央政府责任是反映整体性的偏好,而地方性的偏好反映的是地方性的,这个问题在环境保护问题中有充分体现。因此,在有些涉及中央和地方的问题中,应该从区分中央政府责任和地方政府责任问题着手。

  发言人:王先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论政府在保证收入公平分配中的责任及其法律保障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有很多种手段,最主要的手段是市场和政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客观上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来调控:一是市场分配机制,二是政府分配机制。

  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于通过影响人们的经济利益来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调节的内在机理决定了它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上存在局限性:首先:市场机制追求形式公平和效率,对结果的公平很少关注,市场机制通过高效率地配置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资源,促成收入差距的最大化。这种收入差距的出现是市场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保持旺盛的活力。第二,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是在市场供求和竞争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实现的,它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第三,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往往是基于形式平等的前提,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由于政策的歧视,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往往并不具备同等的竞争机会。第四,市场机制主要在初次分配时发挥作用,在再分配领域,遵循的不是市场规则,而是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在发挥作用,所以,市场力量对于政府再分配力度不够而导致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不能发挥调节作用。

  市场分配机制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上的局限性,使得政府干预经济、充分发挥其作为分配主体之一、调整本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有了最充分的理由。在承担保证收入公平分配的责任方面,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取消政策歧视,创造平等的竞争起点;二、完善市场体制,确保竞争过程公平;三、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实现结果公平。政府作为收入分配关系中的分配主体之一,其参与收入分配,行使分配权,解决收入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强调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上政府要有所作为、大有作为,并不是要让政府取代市场。在初次分配领域,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由市场通过高效率的配置资源使社会总收益最大化,政府所要做的是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而在再分配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行为,来调整居民之间过高的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

  对于政府在应对收入分配不公这一社会现象时具体应如何作为?我认为,无论如何,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有充分依据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政府干预就必然是正义的。因此,在依法治国、依法管理经济的条件下,法律对政府行使分配权,维护收入分配公平的行为进行规制就非常必要,是实行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一个法治国家,政府行为都应当有法律的授权,都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和限度内,作为具有国家运用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最基本属性的经济法,对规定国家如何作用于市场即规范政府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手段对市场的什么部位发生作用。同时,经济法对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解决、政府保证收入公平分配责任的承担理应做出其应有的制度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在初次分配阶段,法律要为市场资源配置提供有效的支持,防止政府对市场的不适当的干预行为。第二,在再分配过程中,法律要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等综合手段进行调整,强调分配的相对平等和实质正义。这就要求政府做到:1、政府要严格遵守预算法;2、要完善税收制度,提高政府运用财政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3、要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尽快实现社会保障的法制化、规范化管理;4、要规范政府的支出行为。根据支出项目的性质,可以把政府的支出行为划分为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发言人:朱羿锟(暨南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经营者薪酬的寻租控制机制微探

  刚才几位教授、学者大都从责任与财富的再分配的角度对于“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这一议题进行了论述。下面,我将从初次分配领域这个视角阐明我的观点。

  首先,经营者薪酬寻租问题已经凸现出来,其影响不容忽视。经营者寻租问题目前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㈠公司为吸引、留住和激励经营者所付成本不菲。基于激励理论,我国相继在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推行经营者年薪制,尽管经营者薪酬的绝对数额还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但近几年经营者薪酬爆炸式的增长,无疑可以看出人们对经营者促进公司价值最大化寄予了厚望。以中央国有企业为例,2003年经营者的平均薪酬较2002年增长了44%。

  ㈡经营者薪酬背离激励目标。易言之,在经营者薪酬“井喷”的同时,公司业绩却并未同步增长,甚至截然相反。对于上市企业而言,2005年的盈利增长21.6%,而经营者薪酬增幅为23.22%,不少上市公司经营者薪酬比公司利润增长高出数十倍。经营者薪酬上涨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而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却逐步下降。我的论文中列举了大量相关数字予以佐证。经营者薪酬增长迅速,而企业效益不佳,必然导致其他利益相关者如股东难以获利。

  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对初次分配进行规范。

㈠从内部进行规范:

1、实现经营者薪酬公开。

2、建立经营者薪酬决策的利益冲突隔离机制。具体制度设计是在董事会内部构建独立董事主导的薪酬委员会或者审计委员会,以期真正发挥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㈡从外部进行规范:

1、便利股东代表诉讼,目前我国《公司法》虽然已经确立了股东诉讼程序,但就上市公司而言,由于缺乏股东诉讼成本补偿机制,股东诉讼制度仍不完善。

2、增强对经营者薪酬的司法警觉性。

         ● 10月20日下午会议第二阶段研讨内容●

  发言人:王全兴(湖南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三次分配”与政府责任的法学思考

  我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研究政府责任,政府在公平分配中的责任。

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引入两个框架。第一个框架: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在这个框架中政府责任的定位就不一样,政府责任的实现机制也就不同。第二个框架就是政府、市场、社会这三个方向。把政府责任放到这个框架中来说,政府的责任包括市场和第三部门的关系,这里来看可能就显得宏观一点。我们知道,在第一次分配中我们强调市场分配,市场分配能够排除政府干预吗?不能排除。但是在我们在现实中之所以出现这类问题,就在于忽视了政府干预或者政府干预不当。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工资问题和劳资关系,如果政府不干预,如果再分配不管的话会不利于劳动者,所以说政府不干预不行。再者,我们现在这个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行业工资差距过大,这里也只有借助于政府干预。当然我并不是主张政府又来控制工资的分配,而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替代,如果做的不好,就可能加深了以后两次分配的失败。第二次分配就是政府分配,那么政府分配就完全只是政府行不行?需不需要市场手段?这个有必要讨论。政府分配需要多方参与之下如何引入市场机制,这在国外也是有尝试的。我们国家也有尝试,问题是我们的公共产品如何引入市场机制,以及引用市场机制后,出现的泛用、乱用带来的问题。引用市场机制出现问题后,推卸政府责任,比如现在教育、医疗产业化、市场化带来的问题都是。主要就是引入市场机制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来促进我们社会的发展,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三个分配。社会私人的力量来弥补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的不足。政府来创建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来促进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极不发达,我们国家每年得到的基金是美国的1/400,这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理念,那就是需要政府来为这个制造一个制度环境,比如说监管、标准这些问题。即使是这个现代的理念来分配,也要用市场手段来运作。而用不用市场手段来运作,这就是个效率的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把政府责任引入两个框架之后,有利于其中具体某个问题的宏观方向上的把握。而我这个框架也很虚,不具体。

  发言人:黄河(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发言题目:论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构建

  感谢西南政法大学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也感谢主持人给了我发言的机会,我想谈谈有关农业补贴的问题 。由于咱们这次研究会讨论的就是有关社会财富和公平分配的问题,那么农业补贴的实施也是有关于社会财富及其公平分配的问题。我想谈谈收入分配中农业补贴所占的份额以及如何来解决政府的预算问题。大家知道农业补贴作为世界上每个国家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国家政策普遍实施的是一种普遍的农业保护的制度,不管世界上美国还是日本等国家都对农业生产进行一定的补贴。其基本的含义都一样,即从政府财政中拿出一定的部分给农业予以补贴的这样一种规范和产生的法律制度。各国进行农业补贴一般都是为了鼓励农业生产,给予一定的补贴。

  由于各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农业补贴的目的也有差异,随之产生出为各种目的服务的各类补贴方式,纵观各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可作以下分类:一是以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目的,即以国家财政补贴的方式或引入先进的农业生产要素以替代传统要素,或促进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和传统农业资源的保护,或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及产业化,最终要达到改造传统农业,寻求和保有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新的收入流增长点,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和减缓农业产业比较利益的急速下降等目的;为实现该类目的的补贴类型一般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补贴、农业科技开发与推广补贴、农用土地促进集中化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农民职业培训补贴、农用土地休耕补贴、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不发达地区农业开发补贴等。二是以保障或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农业收入水平为目的,即通过各类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来保证农业生产经营者因农业的收入水平不低于其他产业的经营收入,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超过其他产业的经营收入;为实现该类目的的补贴一般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收入支持补贴,又分为直接给付式的收入支持补贴和农业保险补贴两类。

  我国近几年以来,以中央与地方的支农政策为推行依据在许多地方实行了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以及农机购置补贴,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农业法》及相关法律中却并未对农业补贴做出任何规定,这便产生以下问题:1、不符合现阶段国家保护、支持农业产业政策的基本理念。2、以地方政策为推行依据的在补贴种类、标准、程序和方式等方面千差万别,难以实行统一和全面的规划和监督,影响农业补贴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效果。3、农业补贴涉及公共财政的支出,依宪政和法治理念理应有权源及程序方面的法律依据。我国法定的农业补贴项目主要有直接补贴,只要是农产品都要补贴;环保补贴;不发达地区补贴及其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同时,还应该建立农业补贴中公法主体相关责任的追究机制。

  发言人:刘云生(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现行公共自然资源特许经营制度缺陷及其突破路径

  谢谢主持人,今天我想和大家谈的主题是有关自然资源特许经营制度的问题。我所说的公共自然资源系指法律规定国家所有并由地方政府代为行使所有权的水土、森林、草原、滩涂、矿藏等自然资源以及以相关自然资源为主体而形成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与上述公共自然资源密切相关的地名资源等。下面我简单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第一个问题是我国的自然资源特许经营制度所存在的缺陷。随着改革力度的增强,公共自然资源特别是风景名胜区之经营业已从传统的国有化企业经营转化为市场化的特许经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极大程度提高了经营效益。首先表现为垄断与市场失灵,这集中体现在身份化与特权化、垄断化及其部门化。其次,表现为资源利益分配与成本分摊严重失衡。第三,公共自然资源利用效益低下,生态环境恶化。以风景名胜区为例,现行特许经营制度中,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已然由公共自然资源的代表者、管理者、监督者一跃而为投资者。风景名胜区之收益也被强制性地转化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甚至权力实施者个人利益,不仅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也激活了制度性腐败。第二个问题是对于特许经营制度障蔽的成因分析。1、产权结构混乱、利益主体多元化。2、行业准入制度不完善。3、市场竞争力不对等。我所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完善特许经营制度的路径选择。首先需要明晰产权。具体措施可分为以下两个步骤:1、界定产权主体范围。2、界定产权客体范围。第二,使公共自然资源市场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与法权模型设计理论,公共自然资源之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源利用及其价值增殖程度相应增大,而公共权力寻租能力相应减低。在确保国家对公共自然资源之所有权不变及收取相应利益前提下,通过价格杠杆调整公共自然资源不仅是有效利用市场配置稀缺资源、防止腐败的措施,尚能有效保护公共自然资源之效益增殖。第三,强化监督机制。现行中国公共自然资源领域之所以出现 “市场失灵”、资源利益分配与成本分摊严重失调、权利寻租与制度腐败等严重问题,与现行监督机制不健全有着直接联系。

  发言人:贾国磊(四川大学法学院06级研究生)

  发言题目:平等与和谐: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宪法之维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代表,下午好!我是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的学生,同时也是四川大学人权法律研究中心的成员。由于时间的原因,周伟老师不能亲自来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委托我过来学习会议的精神。在来重庆之前,周老师特意嘱托我向会议主办方表示感谢,同时对他不能亲自来参加研讨会深表遗憾。作为学生我很荣幸的能够有机会来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这样高规格的一次会议。由于我自身的水平有限,在这里只能就本次会议的主题和这篇论文来发表自己的一些很浅显的感受,向各位老师、各位代表请教。

  首先我想从一个“同命不同价”的案例说起。2005年12月15日,重庆市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年仅14岁的女孩何源,与2名好友结伴乘坐电动三轮车上学,途中发生车祸,3人均不幸遇难。事故发生后,肇事车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赔偿两个生前城镇居民的2个女生家长各20余万元,而对何源因其生前户籍西农村居民仅赔偿5.8万元,人道主义补偿3.2万元,合计9万元。这个事件一经报道,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家比较关注,为什么三个女孩同样在一个案件中遇难,她们所获得的赔偿的差额是那么巨大?为什么“同命不同价”?很简单,我觉得从这个案件来分析,其焦点就是涉及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即将户籍作为赔偿的一个标准,这反映了我们国家立法上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合理的差别对待问题。

  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 公民的利益获得了更为普遍的保护,但另一方面,财富分配中的利益分化也日益明显,各阶级阶层之间也呈现出了各种利益矛盾和分配不公。我们从宪法的角度进行考虑,只有从完全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改变现有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不平等的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应有之义。我们认为,在中国歧视性的法律规定,大多体现在以户籍制度为区分标准的城乡差别和以所有制为区分标准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差别等。这些不合理的规定,是造成我国财富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关注我国在立法上的平等问题,这一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宪法的领域。从相关的研究来看,立法平等主要是指国家的立法必须确认保护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且得到同样的对待。由此可见,法律的平等保护约束的是国家的立法机关。

  从法学的视野来看,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建立和完善必然需要得到相应的法理支持,特别是得到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的宪法的支持和确认,才能保证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否则,一切机制构建的设想都无从谈起。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和应有之意。

  发言人:刘群(重庆长龙集团董事长)

  发言题目:医疗改革的财富分配与政府责任

  今天很荣幸与大家一起探讨“医疗改革的财富分配与政府责任”问题。我从事医药行业20年,所以对医疗行业的生产和流通,以及医疗机构都非常熟悉和了解。就在2006年3月1日,我们公司开展了一项全国活动,叫惠民中国医疗行动。我们想创新一个新的模式来解决中国医疗改革中存在的困境。惠民中国医疗行动自开展以来,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包括国务发改委、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包括重庆市政府对此都非常的关注。重庆日报、新华社等全国各大媒体都很关注该行动,中央电视台二台也作了半小时的报道。所以说,在全国影响很大。今天在这里,我很荣幸能与各位专家一起探讨,也希望能得到各位专家的科学的意见和建议。

  首先,我要谈的是高额的医疗费问题及民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为了解决高额的医疗费用问题,政府以药价为对象进行了医疗改革,他们认为是药价的虚高导致了民众看病贵,因而采取了药品降价和药品集中招标。虽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医疗费用仍不断地上涨,而作为药品生产的龙头企业,合法合理的利润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甚至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靠降低药品的质量等方式来降低药品的成本,使得医药生产效率很低。

因此, 我们要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通过对医疗行业的分析,我认为要医疗改革要突破,必须从三个方面实现观念转变。

  第一个方面就是医疗费用的虚高带来了看病贵的问题。要想完全理解医疗费用虚高的问题,必须厘清三个主要概念:药价、药费、医疗费。对这三个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现行医疗体制的真正症结所在。药价即药品价格,它是药品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药费是医生处方的“杰作”,药费=品种×数量×价格。从等式中可以看出,因变量药费是品种、数量、价格三个变量的函数。价格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药费的降低。事实上,同一病种有多种不同的用药组合,继而决定了药费的不同,即使同一品种药品价格降低,通过数量的调整,也足以让降低价格从而降低药费的努力失败。医疗费则是多种医疗服务费用的总和,医疗费=药费+检查费+治疗费+其他。不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中“灰色”收入部分主要来源于药费和检查费,尤其是药费。对医疗费用的控制,应集中在药费和检查费上,而不应仅仅依赖价格因素,如果一定要说“虚高”,那么更多的“虚”其实是“虚”在药费和医疗费这一块,而不是药品价格。

  第二个方面是药品集中招标推高了医疗费。

第三个方面是要用市场机制引导医疗业竞争。竞争机制的建立,建立起了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同时也建立起了医药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医疗保障机制的竞争。众多医药企业会联合起来建成一个一个的大型平台,开展各种各样的惠民、利民、为民等有利于降低民众医疗费用,服务民众的行动,例如,条件成熟情况下,增加直补率,给医药企业提供更方便的条件等等。与此同时,尚不健全的医保机制也会加入到这场竞争中来,通过降低自付费比例(门槛费),降低收费标准,增加人数,监督医疗行为,增加医保用药目录等,到那时,一个崭新的医疗竞争、健康保障新秩序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从而惠及民众、惠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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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重庆市委办公厅、邢元敏副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庆市科委、重庆市教委

送:学校党政领导、校党办、校科研处、校宣传部

发:课题组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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