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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简报(第1期)

信息发布时间:2016-08-02 02:43:00    

  【项目专题】

  ●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在重庆隆重召开

  ●10月20日上午第一阶段研讨内容

  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在重庆隆重召开

  10月20日上午8时40分,由西南政法大学主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和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承办的“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在重庆君豪大饭店隆重召开。来自世界银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和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陕西省高院等实务部门,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重庆大学、南方医科大学、河北大学、深圳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高校,《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报》等学术期刊、报刊以及《21世纪经济报道》、重庆长龙集团等二十余家单位的60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开幕式由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岳彩申教授主持。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主任李昌麒教授首先致辞,他代表经济法研究中心和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向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内外专家和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在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资源稀缺和产品有限性的制约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财富分配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同时,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又导致了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断扩大,从而使得改革发展成果分享不公问题日益凸显,以致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李昌麒教授强调,将本次会议的主题定位为“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主要是考虑到,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必须依靠三种力量:一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二是通过政府干预的作用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三是通过“第三种力量”,即通过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三种力量互为作用、缺一不可,但是,考虑到自由市场机制在实现公平分配过程当中有它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因而它难以涵盖整个复杂的社会分配领域;而“第三种力量”在实现公平分配过程中,由于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分散性和有限性,因而它只能是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的一种补充力量。因此他认为,在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特别是要在公共产品供给、自然资源使用、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就业促进、社会保障、公共投资和融资以及税收等方面的利益分配,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探讨政府在实现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研讨会的代表们带来了40篇很有分量和见地的论文,李昌麒教授希望能通过这次会议集思广益,对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法律问题进行全面的、科学的、有益的探讨,共同创造丰硕学术成果的目的,并进一步推动由西南政法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研究”(A级)的深入开展。

  随后,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陈彬致辞。他首先代表西南政法大学向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欢迎。陈校长指出,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已经关系到中国的稳定,法学家们也对这方面展开研究。他希望本次研讨会能成为由西南政法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研究”(A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会议研讨形成相关的法律创新、制度创新,也希望与会的专家学者能和西南政法大学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最后他预祝本次研讨会能取得圆满成功。

  最后,与会专家学者进行合影留念,整个开幕式在融洽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10月20日上午会议第一阶段发言●

    主持人:卢代富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周林军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巡视员

发言人:中德经济发展联合基金会高级顾问 Joachim Karl Wilhelm Bohme

  首先感谢李昌麒教授和主持人周林军先生对我的邀请,正如周林军先生所介绍的,我是来自德国的一名专家。我受委托在中国工作,现受雇于天则经济研究所。我所参加的天则经济研究,有包括茅于轼、樊刚等在内的经济学家,以经济研究为主,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展开研究有一定的阻力。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想成为一个与中国合作型的专家。目前中国一个热点的问题就是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我想谈谈现实背景和条件下和谐社会的几个特征,它包括如下几层意思:平等、和平、家庭的健康、教育机会平等、社会安全保障等,而且是每个人都参与进来,而不只是政府单方的责任。

  下面我想简要介绍一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首先,我想对市场经济作一定义,市场经济是作为一个描述经济决策的一种行为包括定价等,并且是一种分散的决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决策是自下而上作出的,与我们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相反。我注意到,市场经济经常被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市场与政府存在着很强的纽带关系,政府同样也干预市场经济。德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促进经济的高增长、降低失业率、降低通货膨胀率等。我们的格言和目标是社会正义、财富增长和人民富有等。其次,我想简要回顾一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历史和原则。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概念是由德国的经济学家们在19世纪30、40年代提出来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国家进行宏观管理的,因为市场不会实现自动的平衡,偶尔也需要国家干预。私有财产受绝对保护,但是也必须受一定的约束。市场中的竞争行为也要受到国家立法的约束,如反卡特尔法。国家干预市场的方式很多,如法规、禁令等,以保障商贸自由和安全。

  下面我想谈谈市场经济中的几个重要的角色。国家作为立法者,其目标是促进经济公平和发展。另外我想着重强调两大重要角色,即雇佣者和工会。“社会合同”是德国一个具有特色的概念,是指联邦政府根据法律提供社会福利。若把德国定义为一个福利国家,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社会安全、儿童和老人福利、教育资金、住房福利、公务员奖励等。社会和平体现了雇主和工会讨价还价的结果,包括养老体系的建立、员工参与公司股份等。社会立法是基本的法律手段。德国的社会保障主要由以下五个部门负责,即健康和社会安全部门、经济和劳动部门、家庭、妇女和儿童等方面工作的部门、财政部和交通、建筑与住房部门。德国有一个联邦贸易联合会,以及联邦雇主联合会等。德国同样面临如何实现和谐社会的挑战。我们注意到,德国的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多,青年人少;市民对政府政策的有效性缺乏信心;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等。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德国政府的改革举措。随着政府债务的攀高,2003年德国政府出台了2010年改革方案,主要是针对目前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高失业率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障的结合问题等。其中需要强调的几个原则:一是人人对自己负起责任;二是充分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三是充分重视公共利益。德国目前正在建立新的政府治理体制,其框架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府部门间的协作、电子政务、税务改革、将市民当作主人看待等。

最后,我想对刚才所讲的和谐社会问题作一小结。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结论:一是政府债务的增长应低于经济的增长;二是我们的和谐社会应在贫富两极中取得和谐;三是代替契约不能取消;四是应让贫穷的市民参与到社会活动领域中来;五是政府应向市民提供必要的服务。

    发言人:英国文化协会副主席Gerard Lemos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使我能够参加此次会议,首先,在这里我主要根据我在英国的一些教训谈谈中国社会的福利及其公平。之前我们在英国一项资金的资助下的研究,同时我们在重庆工商大学的资金支持下进行的一项研究。最后我也会应用一些我在英国作社会研究方面的成果。我在英国审计部门中从事四年的立法工作。 首先我想谈谈在有关中国和谐社会的研究中的一些挑战和存在的问题。我主要是从英国学者的角度来谈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些问题。我们注意到,中国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往往破产、被兼并或重组,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大量下岗。根据英国的经验,最有效地社会保障是让他们再次参加到劳动力市场。

  随着日益加速的城镇化进程,大量居民离开土地。就像一名参加研讨会的英国代表所说的,“目前不仅是市民的城镇化,而且土地也在城镇化。”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很多劳动力正在从一个乡村向另一乡村地区或者城市中迁移。很多进入城市的人对于生活充满了失望和悲观,他们部分人找到了他们所要的,但部分进入城市的人并没有。 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不得不注意到人口的变化,中国目前人口正在处于下降的趋势。其因素主要包括独子政策;妇女参加工作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引起的结婚年龄的推迟。《中国日报》报道,目前男孩比例高于女孩的比例,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此外,需要赡养的中老年人群正在增加。

  下面我将通过英国福利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及经验教训,以此作为中国社会建设中作为参考。英国福利社会福利系统中存在的缺陷主要有:社会福利系统的完善及其速度跟不上经济的发展。过去的20年,英国的社会保障并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比如住房补贴。

  在英国,目前存在两派观点,从长远来看,是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保障得到长远的发展。十年来,健康,安全方面的花费过大及其费用的来源问题。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一个完全免费的系统如何持续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存在一些潜在的危机。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模式,我们的福利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财政支持的福利,另一个是如何找到一个界限,一部分是我们财政支持的部分 ,其中一部分是公共福利的部分,这两部分之间的界限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工作遵从英国宪法及其审计法规。作为审计者,我们向公众提供相关机构是否按照有关法规行事。

下面我要提到的是四条原则:一是独立外部监督;二是对不同服务提供者的问题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使市民知道他们所提供的福利是否达到标准。同时可以激励服务者,改善服务,提供者自身也重视;三是慈善机构的独立审计;四是提供精神方面的福利。

    发言人:世界银行社会政策资深专家 Daniel.Gibson

  正如主持人刚才所介绍的,我是社会发展方面的专家。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10年,在北京工作了6年,并且做了很多社会发展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征地、移民和人口方面。下面我主要谈谈社会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中国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相信在座的各位感同身受。这种变革已深刻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福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负面因素。

  移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紧张气氛。但反过来,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则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我相信重庆作为移民问题解决的试点,是可以做好移民工作的。目前,重庆市政府已进行的试验,其重点是移民和征地。我之所以提这个是想说明,通过公众参与能提高项目的效率,促进民众与政府合作,增强地方政府对当地民众的责任感。五、六年前,征地问题是地方政府很头疼的一个问题,也是世界银行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征地问题虽不影响整国人口,但是,今天形势已发生变化,部分移民因补偿标准不合理,受歧视等原因,诉诸媒体公开事实;国土部门也公布近60%的征地行为不符合规范。目前,征地、移民问题处理不当,使社会紧张加剧。只有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了,项目才能顺利进行。目前,中国政府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出台了一些举措和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目前也不算落后,但是,在法律法规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产生那么多问题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法律制定出来了,但法律的执行和实施都显得无力。因而,法律制度本身的变革并不是症结所在,我们需要新的视角,既要完善有关立法,也要加强法律的执行和监督。根据世界银行研究的结论,很多时候政府并未按法律行事,而是根据自上而下的政策行事,缺乏公众参与,由此产生了很多后续问题。因此,移民和征地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技术问题。

  除了需要以一个新视角看待问题外,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这里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问题;二是在移民规划、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三是移民过程中政府责任的界定和承担问题。此外,移民工程需要各个部门的合作与协调,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项目办公室主任周林军先生的支持。这里,我想谈谈参与式监测,让移民参与项目是否会加大项目压力,甚至造成阻碍呢?事实上,我们通过试验发现,参与式监测易于在早期发现问题,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表达意见的正规渠道,有利于获得民众的支持和促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表明,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不是更麻烦,而是更轻松。参与式监测在重庆取得成功,我感到很高兴。同时,我带来了一些与项目有关的材料,有兴趣的代表,会后可来索要。

  刚才我所谈的只是中国一个小问题的小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但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政府责任感的问题。总之,政府应是“为民的”、“服务于民的”。希望中国政府出台更多的措施来加强政府责任和促进社会和谐。

    发言人:英国约克大学家庭政治研究中心主任Suzann Fitzpatrick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通过英国的一个案例,说明在中国社会中必须重视的一些问题,在中国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构建公平的分配制度。该案例以无家可归人群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该案例的原因是,本人的专业为住房福利及其无家可归人群的研究。在福利系统受法律法规强力支撑的体系中,通过制度建设在住房福利和公平分配方面使市民拥有合法呼声的途径。在英国现有的贫穷人群中可以从英国中央政府及其各联邦政府得到补贴。这一点上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没有区别。另外,对贫穷人群的资格进行认定后,才可以申请得到相关的利益。政府福利通过财政赋税向居民提供,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福利。无家可归者自己并没有错,而是意识上的一个过程。对其提供永久性住房前,可以先提供过渡型住房。侧重于贫困人群及其无家可归者,使这些接受房屋的人群不至于产生对于社会的疏远感。英国当前对于贫困人群的认定和其他国家的界定是不一样的。当前解困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二是社会圈子不广;三是社会矛盾,犯罪和反社会行为发生。从该案看,应该对不同的群体制定相应的法规,从而维护他们的权利。重点赋予穷人一定的权利,加强民众和政府的沟通。以提供房屋为重点,通过相关法规完善,促进民众间的公平。下一步我们将了解这样的法律法规会对受救济的人群产生哪些影响。我们认为所有的法律法规的影响都包括正面的和消极的作用,而我们所要做的是要保证正面作用的发挥,降低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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