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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暨“三农”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简报(第2期)

信息发布时间:2016-08-02 02:43:00    


 

                 目录

          ●农村经济合作的实践与法律

           ——王苏波研究员

          ●“合创型”农业合作及其法律问题初探

           ——北京大学硕士生缪因知

          ●现代的“三农”问题体现了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矛盾

           ——武汉大学冯果教授

          ●农业合作社的问题

           ——山西财经大学马跃进教授

          ●制度的缺失是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

          ——西北政法学院王兴运副教授

          ●“三农”问题从政策扶持到政策扶助

          ——湖南大学蒋悟真副教授

          ●经济法视野下的“三农”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生黄延钦

          ●农村土地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教授

          时间:2005年5月20 日下午

          地点:重庆市天赐宾馆

          主持人 :刘瑞复教授

          会议主题:“三农”问题的经济法对策

          会议议程:自由讨论

              王苏波研究员

  非常感谢大会的安排!我将就经济合作的实践与遇到的法律问题与经济法学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中国后发展地区农业合作的三个阶段,理论探讨阶段,推进生产的社会化组织阶段和1994年开始乡村再造农业合作项目阶段。

  在实践中合作经济组织采用五层合作制,嫁接政府的服务功能,其机制是采用市场运行方法,保障投资人资金安全收回,以为农民服务为中心。农户合作,以信用和资金合作。解决财政扶贫不能长期支持的问题,充分发挥商业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农村信用缺失,不能对接资本市场。全部项目是实物投放,与农户签定合同。在投资形式:建设信用,培植市场,先予后取。共同搭建投资平台。财政资金之介入具有引导作用,杠杆作用和增值作用,同时保证财政资金逐步回收。农民是投资主体。采取多种手段激励农民自愿出资,从而实现农业产业化。在信用合作上实行中农合创,加强常规信用,实现基本监管,所有项目收益优先偿还商业贷款,采取合作组织连举连保,通过金融机构全程监管保证其安全……。

  同时,在实践中也遇到许多法律问题,主要表现是:一是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问题。法律地位不明确,现行法律找不到登记的依据。对中间服务组织,应尽早给予法律的保障。二是市场行为上,消法等立法不太顾及农民的利益。例如,消法对农民购买生产资料,保护不力,不能实质性的覆盖。三是市场宏观调控上,基本上以管理教育和约束农民,而缺乏支持保障和鼓励农民的规定。法律保护部门和行业的利益,在四川的生猪项目就遇到该问题。政府不提供方便或政府提供不方便,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四是在司法保护上,很难保护农民利益。尤其是地方利益的介入,使遭受侵害的农民权利不能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和救济。总之,农民增收不是难题,制度的保障缺乏才是关键。

              北京大学硕士生缪因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农业、农民、农村即“三农”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滞后的。有一些地区甚至到现在都没有脱贫,这里面虽有自然条件的制约,但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社会制度对当地生产力进步的促进不足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探索并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进行农业合作、组建农业合作社便是其中之一。“合创型”农业合作与传统农业合作的不同之处并体现出其优越性,“合创型”农业合作应受农业法的特别保护,同时“合创型”农业合作中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一是政府的作用与定位。虽然我国经济的总体改革方向是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且在“内生型”的农业合作范式中也仍然不应强调政府的作用。

  但是对以“中农合创”为典型的这样的“外生型”农业合作方式中,应当注意到地方政府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和适当利用。二是成立法人实体的必要性、现行法规定与未来构想。为了得到长远发展和广泛普及,“合创型”农业合作应走上成立法人组织体之路,当前我国农业合作组织定位不清,法人地位难以取得的障碍,主要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系列法律规定。为此我提出组建“合创型”农业合作社法人的一点设想。

  主持人:“三农”问题不是一个人道的问题,这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考察之后的结果。胡锦涛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而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中农合创是积极的探索。王研究员作了艰苦而积极的尝试。“三农”问题提倡大家大胆探索。农村合作讨论到此为止,还可以参考大会论文资料。现在探讨农民的问题。

               武汉大学冯果教授

  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冲突,是解决农业困境必须面临的问题。市场的发展,加剧了农民的苦难。“三农”问题涉及许多,包括增收,减负,劳动力转移。增收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市场的容量有限,不改变经营方式增收很难。政府机构的裁减,是因为小农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管理程度的冲突。小农经济下的现代政府是多余的。总之,现代的“三农”问题就是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矛盾。我国产业化过程中法律的作用:一是合作组织,二是产业化。如果我国农业还是维持现状,“三农”问题的解决是非常困难的。和农民的信任和沟通也是必须考虑的,因为实践中是合作组织或其他形式都是由非农民组织和实施,而且存在许多坑农事件。

              山西财经大学马跃进教授

  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称呼不一样。我认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障碍,目前有思想上的误区。对合作社必须重新认识,包括合作社和集体所有制的关系,不能把二者划等号。特定历史的合作社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目前的信用和供销合作社都不是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必须承认农民的产权,然后才能推进,否则可能过左或过右。

西北政法学院王兴运副教授

  在中国农民贫穷,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认为制度的缺失是根本原因。一是对农民歧视,二是对农民盘剥,三是对农民的限制,四是对农民的压制。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制度上入手。主要包括:一是反歧视。身份上的歧视衍生了许多问题,农民教育,医疗,农民和工人不在一个权利层面等等;二是反对盘剥。工业的发展建立在对农民的掠夺和盘剥之上,包括对土地资源,土地征用过程中的限制。农民集体所有权是补偿型的所有权,而不是交易型的。对农民的补偿,没有注意该特点。对农产品的剪刀差,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制度矫正。三是反对限制。把农民限制在小农经济范围。必须使农民享有同等的交易机会。四是反压制。现在强调工业的发展,现在必须促进农业。而手段很多,包括财政,使农业长足发展。

               湖南大学蒋悟真副教授

  “三农”问题从政策扶持到政策扶助。经济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如何干预,管理与引导,目前有误区,“三农”问题的解决观念上不能认为是对农民的照顾。扶持“三农”,是提高购买力和消费力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政策扶持如何走向扶助的问题,其切入点的选择,不能增加农民的惰性。“三农”政策解决,农村产业化不是商业化的问题。现在谈“三农”问题,法律如何修补和整合。农业产业化过程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生黄延钦

  “三农”问题用经济法视角研究,必须进行体系化的建构。“三农”问题有其紧迫性,必须进行制度上的设计,必须制度化。因此我从经济法的视角,以发展经济学的城乡二元结构结论为基本假设,依循市场与国家二元辨证的分析路径,指出了市场与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两难境地,论证发展农村经济组织乃打破此尴尬局面的重要途径。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教授

  农村土地问题。一是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要不要给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其利弊如何。参加经济活动,能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对经济秩序安全的影响?这些问题必须解决。二是解决“三农”问题,土地问题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土地所有权能解决什么问题?无非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所有权不是永恒的东西,我们能否处分下一代人的土地权利?土地保障生存,土地所有权和其他客体所有权有很大差异。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如何处理,理论上涉及到客体的特殊型和地域性。土地的功能定位如果是保障生存,则我们能否处分农民依附的土地权利。三是研究土地权利时,土地资源性质比制度设计更重要。从资源角度产生许多民法无法规制的问题。四是在研究农民权利时,必须关注根本性的问题。土地补偿费的提高只能加大农村的差距,因为征地只是城市附近。。

  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打破两堵墙:一是工业和农业,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界限,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的价值沟通问题;城市郊区的农民和边远山区农民的界限必须打破。政府没有权利以非常低的价格征收农民的土地然后转卖牟利。因此,必须从整个国家的制度层面解决。五是关注农民土地的流转,但是其前提是土地使用权本身的价值问题。如何在法律上解决?因此,必须尽可能在法律范围内把土地使用权的利益做大。我国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规定,我们只能关注使用权,在用途管制上,必须侧重税收的调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要不要在法律上赋予物权?流转的是土地使用权,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承包权人人平等,经营权则以户为单位。在两种权利分清楚的基础上,解决土地的流转,包括抵押。承包权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问题,我反对承包期限长和增人不增地,这不利于保障农民的生存,这样“三无”农民将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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